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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惠君:二二八是對立的燃劑還是民主基石
黃惠君/《激越與死滅──二二八世代民主路 》作者
每年二二八社會總是拉緊神經,不知何處將有激烈烽火。已連著好幾年了,一方認為轉型正義不應只是天邊一朵雲,蔣介石應為二二八的屠殺負責;另一方則積極為外省籍的受害者發聲。今年至陵寢潑漆的人深信蔣介石是元兇,而紀念外省受害者的則視二二八為暴民。
這兩者的行為某種程度都牽動著人們深層的感受,一方的痛苦是我們的受難者仍如當年被殺、被捕時一樣被視為暴民,甚至部分當年被民眾毆打的貪腐官員今天竟被當成受難者紀念。而另一方則是1949年隨蔣介石來台者,他們情感上集體的父親蔣介石陵寢遭到潑漆,可想像其不滿與憤怒。只是在兩者之外,更多的是希望真實面對歷史,理性地以公權力恢復正義的沉默大眾。
二二八長期有史料,卻無史觀。只知受難的深重卻不知其所以然,不少人透過媒體只感到一種「不明就裡的冤屈,不明就裡的受難……」何以致之?關鍵在於我們的史觀出了問題,我們始終未認知到二二八事件追求平等、民主、自由的本質。而這是轉型正義的一體兩面,因為如果不能認知到二二八世代全面要求民主的努力,那你只能討論生命被國家違法取走的問題,年年的紀念儀式也就只是蒼白地頒給受難者恢復名譽證書。恢復名譽是很低的層次,意思是你只能說他不是暴民,但卻不知他到底在當年的角色或努力是什麼?如此下去,怎麼會理解何以二二八時台灣菁英集體受難?又怎麼會知道二二八要紀念什麼?不清不楚下怎麼有辦法讓追求民主的歷史成為黏合你我的水泥,而不是分裂彼此的燃劑呢。
今天所能看到的第一份二二八事件逮捕名單,出現在1947年3月11日的大溪檔案,比對後發現這就是遭密裁的名單,也是至今仍不知遺體何在的名單。而如果你知道遭密裁的是媒體領袖、類反對黨成員及法律界領袖的話,那你對事件的感知會很不一樣。因為我們今日的民主常識都知道這三類領袖力足監督批判統治者、發動司法改革、甚至進一步取代其政權。
如果只是緝菸血案發生人民抗爭,台灣菁英是不會被集體屠殺的。背後的根本問題是當年的統治者懼怕民主的到來,他們將失去統治權,這個恐懼一直延續到兩蔣政權結束沒有改變過。今天不管你我的立場如何,都必須正視一個問題,那就是1947年當中華民國《憲法》通過的那一刻,二二八世代的人只知道他們必須窮一切之力牢牢把握,非爭取到縣市長民選及起用台灣人不可。因為只要縣市長民選,就可以改變貪腐的統治結構及當時高階官員只用外省人的省籍偏差。
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民族主義,還是民主?當時嘉義市民武裝包圍水上機場,談判的紀錄出土,清清楚楚記錄著只要縣市長民選、平等任用本省人,各方民軍就退。當時的長官陳儀在巨大壓力下,於1947年3月6日晚間透過廣播,承諾1947年7月1日開放民選,3月7日的報紙來不及刊載,是在3月8日以頭版頭條報導的。何以這麼多年後,信任始終召不回?因為同一天軍隊掃射進入基隆市區,血流成河,之後各地的人民領袖被捕及殺害。為什麼?背後是統治者赤裸裸的恐懼,認為一旦開放民選,會當選的是這些人,而其他領域也同樣會被台籍菁英取代。
如果不知二二八事件為爭取平等、民主、自由而戰的本質,如何能夠辨明加害者的罪責,而我們何其荒謬地竟讓受難者的犧牲至今仍是「不明就裡」。而若不紀念他們追求平等民主自由的努力,那我們的歷史豈不失去凝聚彼此作為生命共同體的根本價值。而或許我們更該思考的是,何以我們成為一個沒有民主紀念儀典的國家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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